7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世界之谜

7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 时间:2020年05月28日 04:10:49

7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

首先是顶层规划、政策引导和统筹管理的缺失。赵小津说,当前我国缺乏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及战略规划,相关研究缺少顶层指导;我国在空间生物研究相关的规划、科研和空间设施资源保障方面,需要统筹安排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完备的协调机制。

7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

今年全国两会,赵小津联合其他6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加强国家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究,提出多项建议。

“我国大规模开展空间生物研究的条件日渐成熟。”赵小津说,我国长期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届时或将支持在空间特殊环境下开展更复杂、更系统、更前沿的生物实验,满足国家生物技术和安全研究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党委书记赵小津注意到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空间生物安全。

其次是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究以及空间实验水平较低。空间生物实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国的空间设施的资源投入和利用效率有待加强。“空间生物实验装置种类偏少、水平较低,常态化的实验能力不足,这些难以满足国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创新的需要。”赵小津说。

7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

“作为生物安全的一部分,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当前还存在国家顶层规划缺失、研究水平较低和应用转化不足等问题。”赵小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空间站即将建成,将为大规模开展空间生物实验奠定设施基础,不断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水平。

不过,赵小津等7名全国政协委员在联合提案中也明确提到,我国在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方面还面临三大问题和挑战。

此外,我国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在医药方面的应用成果较少,没有形成“技术开发—产品—市场的投入产出”模式。赵小津告诉记者。

赵小津介绍说,空间生物安全是指人类开展近地空间科研和深空探测活动中的生物因素对地球生态环境、外星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确保空间生物安全,对于构筑国家安全体系意义重大。

他们还建议,将空间生物安全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新基建”给予支持,增加空间资源投入,支持生物技术和安全相关的空间实验项目;加强国际空间科技合作,加快空间生物实验装置的开发。

赵小津等7位委员建议,以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需求为导向,制定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究及技术转化的政策法规;强化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将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设立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专项研发基金,实施持续的空间生物安全研究与实验计划,不断提升核心技术的攻关能力。

个人专栏

  • “文创+科技+金融”开启数字文创经济新纪元 上半年全球第一场数字文创行业大会——“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在成都成功举行

    每经记者 杜蔚 每经编辑 董兴生云观展、云复工、云直播……一场全球疫情危机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凸显了新兴数字文创产业在线消费优势。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熟,大数据产业与云计算、AI、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融合创新,一座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亦将通过数字文创的形态释放魅力。5月26~27日,2020年国内第一场数字文创行业大会“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释放了产业健康发展信号——成都数字文创“后浪”来袭。活动邀请了全球众多数字文创领域头部企业、重要组织,以及数百位领军人物和国际行业大咖参会,采用现场和线上的形式,深度探讨如何启动数字文创经济的新纪元。“成都数字文创产业基础雄厚,既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又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在成都,它扎根于这片文化沃土,深深地融入到成都的城市文化肌理之中。”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师江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为全国数字文创产业生态 培植“成都力量”“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涵盖影视、动漫、云游戏、AI、网络视听、数字版权等领域,包含十三场高峰论坛、全球开发者大会、投融资峰会以及国内外知名动漫、游戏、影视的国际IP及衍生品版权交易展等系列活动。“成都拥有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级10家、省级23家、市级31家,150家博物馆,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成都是过去五年中国电影(600977,股吧)票房总量最高的城市之一,《王者荣耀》《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成都造数字文创产品引爆全球。”师江在大会上指出,成都还组建了中西部地区首支百亿规模的文创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成立了西南地区首家文创支行,开通了文创通贷款产品,目前已发放贷款近8亿元,惠及近百家企业。“成都正在着力构造完整的数字文创产业链,凝聚强大的、新能力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打造中国最重要的数字文创中心之一。”师江说。有专家预计,在政策全方位加持下,到2022年底,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将超过2600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2%。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成都文创产业为城市经济复苏一马当先,集中签约引进重大文创项目21个,签约总额达166.51亿元。发放首批贷款2.31亿元,为数字文创产业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行业氛围。针对疫情期间,文创企业的阶段性难题,成都还出台了融资、贷款应对办法——支持企业应对疫情的“文创通同舟行动”,为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注入“强心剂”。《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了解到,经过前期洽谈对接,参加“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的外地和国际企业驻国内机构超80%,且在与成都进行产业合作、落地等方面具有强烈的意向和诉求。与此同时,不少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机构,均有意向与成都在数字文创建立合作机制,形成产业合作与互补,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举行持续的数字文创品牌活动,塑造数字文创IP品牌,为全国数字文创产业生态培植“成都力量”。电竞可拉动餐饮、旅游消费 中国电竞第四区域在崛起后疫情时代如何寻找机遇,“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在举办线下活动的同时,还发力“云”端,通过线上与观众实时互动,让世界看到成都数字文创产业的“后浪”劲头。当下,“数字文创”正链接着传统产业一同融合发展,如同空气与水一样,融入到每个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助力成都经济复苏按下“加速键”。4500年文明史的成都和数字世界的一次次碰撞,将构建出数字文创行业的全新生态格局。“如果文创结合科技形成‘数字文创’,那么,我认为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可能会在现在的基础上翻番。”每日经济新闻董事长、总编辑闻达在活动现场谈到了成都在数字文创产业上拥有的机遇。他认为,西部是一个投资洼地,而“文创+科技+金融”将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如果文创给产业赋能,科技给文创赋能,同时金融给文创赋能,三者形成一个闭环,在未来就会拥有巨大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在“IGS·全球数字文创发展大会”上,伽马数据发布的《中国游戏&电竞发展趋势及成都产业现状分析》显示,中国传统的三大游戏电竞区域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如今第四区域“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正在崛起。“与其他城市宣布打造电竞之都不同,成都增加了‘文化’定义,这是有远见之举。”伽马数据董事长张遥力认为,“游戏、电竞+”可以充分利用成都的深厚文化资源,助力其迈向世界文化名城。“电竞具备体育比赛的特点,可以拉动城市经济在餐饮、旅游等方面的发展。而成都是中国少有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地方,可以借助电竞来拉动城市影响力。”

  • 养老医疗住房等多路推进 2020年民生保障加力提效

    来源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经济参考报从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到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从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到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从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到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翔实“民生清单”。

  • 每经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刺激经济应出一揽子政策,不能简单扩投资或扩消费

    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旭5月22日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将空间生物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疫情冲击之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比上年同期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如何提振经济,如何在拉动消费回升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成为两会期间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围绕这一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近日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刘元春分析,“三驾马车”对疫情的敏感程度、对后疫情时期政策扶持的反应,都会有很大差别,对经济贡献会有巨大的调整。在他看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要以“六保”作为支撑点和抓手,强化底线思维,出台一揽子扩张需求的宏观政策,而不是简单地扩投资或者扩消费。“三驾马车” 对疫情敏感程度有差异NBD:眼下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刘元春: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在今年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四个季度的变化都会很大。一季度国内疫情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比较大,从而导致内需疲软,对外需的影响相对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二季度,特别是二季度下半期,国际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停摆,特别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即欧美等经济体相继出现疫情高潮,这将会对我国出口造成深度冲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预测,今年二、三季度世界贸易增速有可能下降30%。中国作为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价值链枢纽,同时又是世界工厂,受到的冲击有可能比全球平均水平还要高。所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在二、三季度会有比较明显的拖累效应。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我国外贸出口在连续同比负增长后,于4月转正,同比增8.2%。但要注意到,4月份出口数据部分反映的是去年底的订单。目前来看,“订单荒”是3月份全球疫情暴发之后才出现,所以正常情况下它会影响今年5~6月份和三季度的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因为4月份出口数据还不错,就认为世界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复工复产之后,投资方面特别是基建投资、国有企业投资恢复可能会比较快;消费方面,如果没有消费刺激政策的话,恢复则会比较缓慢。所以,“三驾马车”对疫情的敏感程度、对后疫情时期政策扶持的反应,都会有很大差别,对经济的贡献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NBD: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同比下降6.8%,谈到未来如何刺激经济增长,有人认为应当给居民发钱,有人认为应当给企业发钱,对此您怎么看?刘元春:肯定要以“六保”作为支撑点和抓手,强化底线思维,来匹配投资、消费、就业、民生等,出台一揽子扩张需求的宏观政策,而不是简单地扩投资或者扩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第一步是疫情救助,对于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进行救助,维持他们正常的生存和运转。第二个就是要全面助推复工复产,稳住国内经济循环的基本盘,这就需要我们出台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政策来带动需求。另外,还要出台以新旧基建为主体的投资扩张政策。这些前期中央已经作了很好的部署,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政策。给居民发钱就是说给一些贫困人员、特殊人群发放疫情补贴和生活补贴。今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通过困难补助、疫情补贴和消费券等形式来稳定民生,稳定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给企业发钱也很重要,尤其对中小微企业而言。由于大量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比较大,资金流出现问题,适时补充其日常经营资金,保证其流动性稳定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实际上承担了吸纳就业等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如果中小企业不能保持稳定,我们的就业、很多行业供应链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创新市场活力都会受影响。所以通过对中小企业开展定向再贷款、贴息贷款、减税降费,就变得非常重要。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很多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方案,但客观来讲,一些常规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触及中小微企业,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一些非常规政策。不过也有人担心,这会让一些本身经营不善的、不应该得到救助的企业得到救助。所以这些措施还需要有很扎实的实地调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情况来出台相应的救助标准和救助方案,让那些确实因为疫情导致经营困难的企业得到救助。通过这些救助以及需求刺激,使供需逐渐达到平衡,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循环的顺畅,进而产生涓滴效应,这样就使大家能就业、有收入,有正常的消费,整个经济就不会停摆。这是它最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人群 制定差别化补贴政策NBD:受疫情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受到影响,有专家认为应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现金补贴以带动消费,但也有人担心,低收入人群可能会将补贴“存起来”而不是去消费。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刘元春:这很正常,任何人拿到补贴并不会100%用来消费,会有人进行预防性的储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之初就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稳定民生很重要的就是要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安心,所以倒不必担心因为老百姓(603883,股吧)要把补贴存起来一部分就不进行补贴,任何财政支出都会有一定耗损。虽然一部分补贴不会转换成当期的需求,但这对于社会稳定,对经济循环都是必需的。应该充分考虑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情况、消费支出结构等,制定差别化的补贴扶持刺激方案。比如对尚未满足温饱的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体,现金补贴不一定能带动改善性支出,可以考虑对这部分人群发放消费券,进行定向的民生资助;对中等收入群体则可以采取以旧换新、家电下乡、减免汽车购置税等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来带动消费。NBD:也就是说,您认为目前对低收入人群的现金补贴及消费券这两种方式对拉动消费都很有必要?刘元春: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弹性、需求层级不一样,因此要制定不同的方案。居民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存款,实际上是他消费常态化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给予低收入人群一些补贴,让他们进行正常的消费支出,实际上会起到相应的作用。而即使全都给消费券,实际上也有可能会产生黑市,比如不需要消费券的人也可能会把买来的东西再卖给别人,转成现金。所以不能简单说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哪个好哪个不好,必须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消费弹性支出,根据收入结构、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来制定相应的方案。当然,这里会涉及一些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消费券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不像大家想象的代金券,消费券也分很多类型,比如发放的油票、肉票等。像国家去年出台的联动机制就针对贫困群体发放了约32亿元的猪肉价格临时补贴,就是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刚性需求。再比如针对刚上大学的学生群体进行手机价格补贴,因为手机对大一新生来说是必需品,这个补贴一定是有效并且能拉动消费的。所以,消费券和补贴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设计。NBD:目前来看消费券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有专家建议把它作为一个长期化的政策工具,您觉得这个可行吗?刘元春:这不太可行。西方很多国家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就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政府作出的每月或每年为其管辖区域内的全体公民或居民提供一笔固定收入的保证,这种保证会覆盖有关区域内全体具有合法身份的公民或居民,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可终生连续发放。这种方案是比较激进的,我认为还是要按照基本的市场原则来运转。如果经济运行常态化的时候还要发放消费券,实际上是扰乱经济运行。消费券和各种临时性的生活补贴只是应对经济疲软的危机应对政策,而不应是一种常态化政策。而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我们应该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安全体系来解决。比如对失业人员的救助,可以通过失业金、失业保险等来解决,对因病致贫人员通过伤残保险、医疗保险等来解决。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种大的疫情来临时,这种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安全体系和保障体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时候一是要开展人道性的救助,另外就是要进行经济刺激。所以现在一些消费券的发放不仅仅是一个人道救助,还有刺激消费的作用。比如汽车购置税的减免,在一些超常状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常态化,不买车的人就得不到这项补贴,很有可能就会使不同人群之间产生不公平感。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疫情状况来进行相机决策,不能无条件地推行消费券常态化。未来新基建将在 供给端发挥大作用NBD: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提到,在中国消费的构成中,60%多是靠私人消费,还有30%是靠公共消费。对于加大公共消费力度您有哪些建议?刘元春:当然我们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消费,比如“三公”经费肯定要减少,同时应该加大一些公共服务的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包括公共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另外,还有政府的一些采购,包括一些扶贫模式的改进等,都可以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来展开。还有一些属于公共投资。公共投资通常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好了,也会带动私人消费。比如把公共停车场地建设好,对普通民众而言,买车后停车的成本就会降低,进而带动居民消费。国家一直倡导要厉行节约,降低三公经费,所以要提升公共消费,只能在公共服务上加大力度,带动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支出提升。NBD: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新一轮基建计划,包括新基建项目。有人担心这一轮基建投资会不会与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如出一辙?您如何评价?刘元春:这个倒不必担心。原因在于:一是新基建明确了是以下一轮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作为投资方向,特别是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而不是过去的传统产业。二是新基建的建设主体、资金来源肯定是多元的。不一定就是单纯政府投资,而是会通过PPP、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募集社会资金来参与,同时又要跟很多新基建实施主体、新经济的企业单位进行密切配合。所以跟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有明显区别,一是它的量占GDP的比重比2008年要低;二是它是以项目作为先导,2008年的4万亿主要由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因此这一轮新基建的投资扩张会在政策选择、项目实施、市场运营等方面有重大改变,通过总结和吸取“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些教训,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当前国家把新基建作为一个重点战略提出来,它是以未来新动能的构建、未来技术发展和产业作为落脚点,所以不仅仅要起到一个短期刺激的作用,还要起到一个中期新动能构建、模式转变的作用。NBD:您觉得长期来看,新基建对消费格局的改变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吗?刘元春:新基建跟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密切相关,尤其工业互联网会成为下一轮技术进步争夺的焦点,因此未来新基建主要会在供给端发挥很大作用,促进生产端的技术运用和技术进步。在消费端,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一些消费体验会大幅度提升,比如网速大幅提升,一些ITC技术得到大幅改进等。NBD: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在GDP同比下滑6.8%的情况下,金融增加值增速依然达到6%。在您看来,银行业应当如何给其他行业和消费者“让利”?刘元春:中国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参照欧美一些国家来看,这就会造成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过高。另外,我们的大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很多都集中在金融行业,同时上市公司的利润大部分也集中在金融领域,这样一种格局就表明我们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定价机制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在目前这样的状态下,银行要有一些战略调整。一是要通过降息降费等方式,使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明显下降,特别是在目前疫情冲击、经济疲软的状况下。第二点,银行利润的运用不能简单地用于金融业的再扩张再投资,而应当通过国有资本收入账户体系,使其利润更大比重地转化为财政收入,转化为对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补贴,转化为民生救助等。比如现在金融企业的利润差不多30%是上交国家财政的,这个比重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第三点是银行的一些利润可以更多地转换成拨备和资本金,以此提升金融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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